细心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，文章开头我引用了一句汪曾祺老先生的话，为什么呢？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书是《回到土地》，我想了很久，要不要精读本书，毕竟它的作者是俞孔坚，中国最受争议的景观设计师，所以，你懂的。可一个人的口味，终究要宽一点才好。正如美国作者菲茨杰拉德所说：“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，却能并行不悖，这是检验一流智慧的标准。”能否检验智慧我倒不太在意，品尝各种观点的滋味，才是正题。如果你也像我一样不忌口，不妨阅读后文，看看合不合口味；忌口也没关系，您大可转身便走，来日方长，我也不是只读这一本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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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俞老师的履历，可以轻松查到，我就不赘述了。在正式精读之前，我想先聊聊网络上对俞孔坚老师的议论，赞扬就不提了，说说负面，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。以我个人粗陋的见解，这些议论值得商榷。首先是学术方面，被质疑是引进国外的“二手理论”。如果学习国外都算“二手”的话，该让建筑学、城乡规划学情何以堪啊？内部矛盾，不要误伤友军。况且稍微细心研究一下不难发现，俞老师当然有“一手”的理论，例如“景观安全格局”，如今凡是涉及大尺度景观格局的研究或项目，基本绕不开该理论。第二，商人身份，醉心于招揽项目。同步一条不算是新闻的消息，去年12月21日，如恩设计创始人胡如珊女士，受任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主任。一位纯正的商业建筑师，都可以到顶级大学任职，这件事不可以反过来吗？当我看到这类议论时，脑海中闪现无数大师的身影，崔恺、张永和、王澍、朱育帆、王向荣……第三，设计水平，土人的项目审美单调、工艺粗糙。先说审美，“美”从来不是评价设计的唯一标准，设计呈现的背后，是价值观的选择，俞认为景观是“生存的艺术”，而非“装饰的艺术”。这一点自然体现在工艺上，可它是基于怎样的生态和经济考量，宣扬何种价值理念，又少有客观的评论。如今有多少设计师、设计公司敢说自己从来没有模仿过土人的作品、借鉴过土人的理念？土人当然也有烂项目，但不吹不黑，国内中上水平至少是比较公允的评价吧？第四，言辞激进，贬损中国传统园林。俞孔坚批判传统园林的理由，我会在后文中展开，此刻倒是很想谈及另一位人物——王澍。他从学生时代起，就持坚定的批判立场，他的大学论文《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危机》，对几乎整个近代建筑界进行了系统批判，从梁思成一直到他的导师。硕士论文更是以《死屋手记》为题，指责中国建筑学界的状况如同死屋，丧失灵魂。当时学位委员会说：“如果不改，就不给学位！”自然，王澍顺理成章地没有拿到硕士学位。如今王澍的影响力，我们有目共睹，似乎……建筑界的接纳度，要好于景观界呐。此外其实还有不少议论，是针对俞老师个人的道德评价：巧取豪夺、招摇撞骗。这大概无需置评了吧？在所有评价类型中，道德评价，近乎是门槛最低但收效“最佳”的，因为被评价人永远无法自证清白。今天并非是要谈论俞老师的功过，作为晚辈，我也没这个资格。我关心的话题是：咱们普通人该如何面对这些似是而非的议论？如何“尽可能真实”地认识俞孔坚呢？最简单的方法：读他的书、文章，听他一字一句把话讲完。为此，我将分上、下两篇文章，和你详细分享本书内容。越简单的方法，也是越难的。因为我们必须抑制自己基于几百字的评论，做出判断；转而要在几万字、甚至几十万字的文本中，慢慢编织逻辑、求索答案，这是反人性的。而这正是我想精读《回到土地》的原因，只有经历“反人性”的过程，才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观点，避免按立场站队。俞老师理论的对或错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要首先知道他在表达什么，进而才可以去讨论他的表达，甚至用自己的论述去推翻它、扩展它、超越它。《回到土地》是一本文集，出版于2009年，收录了近30篇学术论文、访谈和文章。十几年前，正是俞老师理论成型的时期，也是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，从本书中我们能细细读到他理论产生的源头。俞老师的理念，是由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反思延伸而来的，接下来，我也将依照这条线索，和你分享本书的内容。1、在快速城市化和繁荣经济的表象下，当代中国潜伏着怎样的危机？危机的根源是什么？2、面对危机，景观设计如何重新定位，回归作为“生存的艺术”？以及为何传统园林，无法解决当代中国问题？3、区别于传统园林的景观设计，其方法和途径是什么？如今俞老师的理念，实现了吗？今天我们先聊第一部分，这是俞老师理论提出的背景和前提，搞清楚它们，再谈到后续解决方法时，也许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争议。
01
两大危机：民族身份与人地关系
本书收录的文章，大多在15~20年前，我相信那段时期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，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回顾过往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。那时还没有“中国梦”、没有“绿水青山金山银山”、没有“生态文明战略”、“高质量发展”、“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”，有的只是如火如荼改造整个国土面貌的城市化进程。本来美丽的山林，却被三通一平抹掉了；本来动人的河流，却被残忍地裁弯取直，水泥灌底护衬，变成人工河渠；好端端的粮田，被大笔一挥地划为开发区，然后又被撂荒。在那些气派的广场和景观大道旁，仅仅几步之遥，就是肮脏拥挤的街巷和垃圾场。彼时，城市化妆运动在大江南北盛行，污染事件频发威胁饮用水及食品安全，长江三峡库区罕见历史性干旱，但洪水危机却一年比一年严重……经济腾飞的同时，中国大地景观发生着“五千年未有”之变化，这些变化有多少是合理的规划？又有多少是在无知无畏的态度下，肆意蹂躏着有限的土地？站在20年后的今天回看，我们心中已有答案。传统上，设计行业是不喜欢谈论时代背景、谈理论的。我们的习惯的方式是一上来先画，但以我们有限的艺术功底，怕是不足以妆点国土这张饱经沧桑的纸张。我们更需要一种不局限于设计学科本身的视野，即深刻认识到所处时代的危机。（1）民族身份危机：我们到底是谁？
所谓民族身份或文化认同，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中华民族与文化“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”的个性与特性。两三百年前没有这个问题，我们是大清国人，有康熙大帝、乾隆大帝，有故宫、长城，都象征着这个民族。但那是封建帝国，当代中国我们要重新回答这个问题。从政治上说，我们的身份很明确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。可从文化景观或人文地理学意义上说，有没有物理特征来表明中华民族的特性呢？我们的景观、城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，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，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建筑、景观、城市。我们有理由说，它们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身份证。现在恰恰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出现了身份危机。正如下图的整形美容广告，我们正在滥用“化妆品”来伪装我们的城市。
文艺复兴以后，欧洲人从废墟中重新发现了罗马城市的辉煌与壮丽，开始仿造罗马。后来的教皇更是从中找到了展示权利和财富的语言——罗马柱廊，并聘请艺术大师，营造了圣彼得广场和圣彼得教堂。同样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想再造古罗马辉煌，花巨资修建凡尔赛宫，建造了最雄伟的巴洛克式宫苑。但殊不知，古罗马是靠财富掠夺来维持少部分罗马公民的无度挥霍；圣彼得教堂是靠亵渎上帝、卖赎罪券而得以建造；凡尔赛宫使后任君王背上沉重社会负担，最终走向断头台。斗转星移，古罗马废墟中的辉煌，漂洋来到中国。上海世纪大道，一条典型的巴洛克式景观大道，仿造法国香榭丽舍大道，对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有什么用处呢？城市中横拉一条100米宽的伤疤，将切断多少城市中的毛细血管？两侧那么多行人，要如何穿越高速的车流？再看高大柱廊围合的城市广场，何以空无一人、满地狼藉？因为这不是为人民修建的，尽管叫“人民广场”，它只是一种象征财富和权利的摆设。当然，这不是某个领导的问题，是时代留下的桎梏。
以西方古典帝国的废墟所营造出的城市，能给我们彰显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身份呢？
古典西方帝国不可取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归中国的古典呢？我们似乎潜意识里觉得，故宫象征中国、长城象征中国、苏州园林象征中国，翻开代表中国的世界遗产，绝大多数都是封建帝王或士大夫们的宫苑和死后的坟墓，以及为维护统治而建造的庙宇、军事设施。但它们能代表当代的中国吗？这里稍微解释一下，俞老师并不反对珍惜历史遗产（很奇怪，这是许多人都有的误解），事实上，他是最早将国际世界遗产最新理念引入中国、最早倡议保护中国工业遗产、最早提出建立“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”的学者之一。只不过，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，俞老师想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：皇宫别苑是帝王挥霍民脂民膏的建设、私家园林是一小部分士大夫群体的审美趣味、长城运河是动用无数劳役构筑开凿的工程，这些当然有独特的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、艺术价值，可它们仅代表古典封建时期的中国，俱往矣，我们当代的文化认同是什么呢？延续这些能作为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证吗？古典西方和古典中国，都受到了批判，那西方现代呢？毕竟是世界主流文化。很可惜，我们盲目地将所谓的现代西方形式当做现代，恰恰只展现了帝国主义的那部分意识形态，并没有学到西方现代民主和科学的实质。大裤衩、大秋裤、瓶起子，以及各地拔地而起的摩天楼，凌驾于城市和大众之上，营造出俯瞰全城、仿佛君临天下的感受。这是很多西方帝国建筑师的心态，他希望自己的建筑能成为永世的纪念物，恰好这一心态迎合了部分中国的甲方。正如当年英殖民主义建筑师，在印度新德里建造宏伟的国王大道一样，高呼：“帝国主义万岁！”这样的帝国主义建筑在今天欧美国家已经很难实现了，而中国却成为了各类西方建筑师争奇斗艳的试验场。2020年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》，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“摩天楼”，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。可限高政策并不能驱散人们心中的帝国主义幽灵。将近20年过去了，我们民族身份认同的危机，并未消失：是古典西方帝国？是古典封建中国？还是现代西方帝国？我们到底是谁？（2）人地关系危机：我们何以生存？
关于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，我想不必多说什么，过去30年快速城市建设，正是以挥霍和牺牲自然系统的健康和安全为代价的。自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，明确其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。经过多年严肃治理，中国局部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有明显改观，但许多系统性问题依旧存在，具体体现在：大地景观的破碎化：无序蔓延的城市，缺乏慎重考虑的高速路网，各种方式的土地开发和建设项目，都使原来完整的、连续的大地景观基质日趋破碎化，自然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受到严重破坏。水网系统的瘫痪：几千年来人与自然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河湖水系，基本全部遭受过污染、填埋、覆盖、断流、渠化；中国大地上几乎找不到一块纯自然的湿地。这些都导致了自然系统生态服务能力的下降，包括地表与地下水循环的打破、生态自净能力的下降、生物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丧失。同时还有伴随河湖形成的文化景观的消失。令人唏嘘的是，20年前俞老师极力反对河道渠化，遭到行业内外一片骂声，可如今北京、深圳、上海等先进城市，均大力推进河道近自然化改造，进行生态修复；他的“与洪水为友”和当下时髦的“弹性景观理念”，似乎并无本质差别。每每想到这些，真不知该作何评价。生态廊道和栖息的斑块消失：表面上看，城市绿地不断增加，但大片自然地变成了公园，大量乡土植被群落成为了绿化。当城市规划将某片山林地划为公园时，“美化”的灾难便随之而来。在中国传统园林的造园思想下，普通乔木被代之以“观赏树”，乡土杂灌被代之以“四季有花”的异域灌木，野花杂草被代之以精心维护的草坪草种，自然溪流改造成人工的小桥流水，自然地形也被包裹住人工假山。如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，人工精心管控下的绿地，物种单一，群落单薄，这样的绿地早已不具备物种栖息的功能了。生态破坏问题还只是表象，俞老师认为，人地关系危机更深的症结是：我们在鄙视土地。一块土地一旦划为开发区后，推土机就来了，毫不顾忌土地上有没有其他生命存在，有没有历史文化遗迹存在。遇山推山、逢湖填湖，一夜之间便可造出一座崭新的城市。这是在鄙视土地，鄙视土地上的历史及它的文化和自然过程。我们先祖是有土地伦理的，对待土地是有敬畏之心的。四方都有神灵驻守，古人会依据“风水”测算，谨慎选择居住之所。这虽然是前科学时代的迷信之举，但正如“斧斤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”并非代表古人超前环保意识一样，这些无疑都是他们期盼获得人地关系和谐的尝试。土地伦理堕落了，才是最可怕的。（一个小Tips：王向荣老师在《景观笔记》一书中，针对中国当前社会问题，也表达过相近的观点，即“历史文脉断裂”和“自然系统破碎”。）
02
危机产生的主观根源
许多问题往往都是表象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，问题只会层不出穷，我们必须深挖根源。为什么特意强调是“主观根源”呢？因为造成危机的客观原因很多，比如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，不得已走先发展再治理的道路，这是难以避免的状况。但主观根源是可以改变的，通过认识水平的提升，就可以克服，俞老师将它们归纳为了三种意识。这三种意识的综合作用，构成了两大危机的主观根源。尽管从上世纪初，中国已经没有了封建体制，但是在我们的文化潜层里，根深蒂固存在着这种意识，反映在两个方面：一是长官意志，彰显权力；二是草民意识，唯权是从，他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，在混乱而贫穷的汪洋大海中，建立了一座壮丽的凡尔赛天堂岛；康乾大帝，拥有恢弘的紫禁城和圆明园，引万邦朝见天朝上国。这个时代早已推翻了封建制度，我们不该搞这样的东西啊，但我们还残存这样的意识。我们的广场为谁而建？是为人民而建吗？不是，广场上见不到人，为的是领导而建、政绩而建，为了坐在办公室看到一个壮丽的景象。广场背后的街巷里，就可以看到拥挤的人群，走在脏乱崎岖的道路上。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。当土地从农用地规划为建设用地后，身价可以几十倍地增长，政府和开发商也因此暴富。暴富之后便开始挥霍：我们建造金碧辉煌的大楼，却把本来的功能、把人的需求忘却了；我们挖掘百年的古树只为美化居住区，却把树上的喜鹊连同地下蚯蚓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破坏了。我们身上依旧还继承着农业时代的审美观，体现在很多方面，比如“只种庄稼，不种杂”——七星瓢虫是好的，五星瓢虫是坏的；燕子是好的，麻雀是坏的；鲜花是好的，野草是坏的。为什么呢？七星瓢虫吃蚜虫，所以是益虫，而五星瓢虫吃稻子；燕子总是成双成对，有美好寓意，而麻雀跟人争粮食；鲜花能观赏，娇艳欲滴，而野草随处可见，凌乱不堪。用农业时代的价值观指导城市建设，那可就错了，从生态学意义上，以上所有这些都是好的，都有其生态价值，应该善待、保护它们自然生长繁育的过程。今天在城市里，依旧经常能看到拔野草的工人，我们还是在把草坪、鲜花当成庄稼来种，其余像二月兰、狼尾草、蒲公英、蛇莓、紫花地丁这些乡土的野草全部拔掉。再比如“定期挥霍，平时凑合”。农村里过年，一连挥霍十五天，攀比着杀猪宰羊，办流水席。但是平时一年到头就是粗茶淡饭，面朝黄土背朝天。另外还有两次挥霍，红事和白事，把一辈子积蓄花掉，甚至欠一屁股债，剩下时间又是凑合。这种现象在城市里非常普遍，赶上节庆、活动的时候，张灯结彩、彻夜狂欢，可平时你看地砖碎了、路不平了、设施老旧了，没人管，凑合着。说了这么多危机和背后的意识根源，那接下来，路在何方，要如何应对呢？
03
应对之策：思想革命
俞老师认为，比改造城市景观更重要的，是首先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，用新意识替换旧意识。正如当年的新文化运动一样，只有喊出“民主和科学”、“反帝反封建”的口号，才能从思想根源上唤醒国人。否则，只批判某个建筑、某个景观，这个批下去了，第二天还会再盖起来新的。俞老师给出的对策是，倡导“足下的文化”和“野草之美”。当然，这重点是针对城市建设领域提出的，毕竟改造国民思想，这是个太过宏大的话题，非一人之力所能为之。（1）足下的文化
所谓“足下的文化”，就是回到平常，尊重平常的人，平常的生活、当代中国人的生活。从平常和当代生活中找回属于中国人的身份，而不是古罗马式的西方古典身份，不是文人士大夫的古典身份，也不是帝国式的西方现代身份。比如寻常的北京是什么样子？我们更熟悉的是宫殿庙宇、金碧辉煌的帝王景观，可更真实平民的老北京却渐渐淡忘了。寻常的北京应该是高高的白杨林网、水系贯通的河塘、方正的旱地水田、邻里和谐的四合院落。去年上映的电影《爱情神话》，导演邵艺辉并不是上海人，却精妙地呈现出了当下上海人的生活。片子里的场景和细节，像脖子上系围巾、戴礼帽的老年人坐在老城区的街边喝咖啡，自家老房子的二楼亭子间里招了一个外国租客，都是上海特有的细节，是平常的上海生活气质。我们不需要像拍城市宣传片那样，用航拍镜头和地标建筑来强调故事发生在上海，那只能说明对自己的叙事没有信心，对自己的身份没有自觉。足下的文化、平常的生活，照样是鲜活的、有质感的，可以被老百姓欣赏的，尽管可能需要一点观念转变的时间。（2）野草之美
“野草之美”当然不仅是欣赏野草，而是指回到真实的土地，欣赏土地的美。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完整意义上的土地，尊重和善待土地上的生态和人文过程，而不是仅从经济利益上看待土地。我们如今越来越认识到土地是活的系统，是有机的生命体。可曾经的我们却把它当成了死猪肉，一块块切割掉、卖掉，被开发商一块块地瓜分掉，变得支离破碎，把土地的血脉切断了，破坏了山水的自然格局。古人说了，断山断水，是要断子绝孙的。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，我们的城市也将是死的。我们当然可以享用土地的服务，但在利用时要保留其发挥生态功能的完整性。土地不仅具有生态价值，它还是一本历史与人文的书。它是世世代代人留下的遗产，它的一树一石都是符号、都有故事，需要人去读、去理解。俞老师曾参与过河北邯郸的一个项目，荒郊野岭，一望无垠的平原，好像看不出什么遗产，但当他望见远处的农民拉着犁，前来耕作的场景时，一下子有了灵感。几千年前，邯郸一带是粟的发源地，种粟的方式似乎几千年都未变过，也许远处的人们正在用同样的方式耕种着这块土地，这不正是历史延续在土地上的一种符号、一种记忆吗？如果推土机来了，一切就全都没了。古人总要祭拜土地，想方设法把土地神化，进而建立起人与土地的依赖关系。今天我们无需再借助迷信的方式，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足以帮助我们去实现人和土地的和谐，但前提是我们的思想要先回归到土地。
明确了改造意识的指导思想，我们自然就需要一门全新的学科，参与到城市建设中去。国际上专门有这样一门学科，叫景观设计学，或者更确切地讲叫土地设计学，对国土进行综合的分析、规划、设计、保护、管理（当时还没有风景园林一级学科）。但是，想全新创建一个学科谈何容易，发展已有专业或许是更便捷的方法，而在具体的实践界面上，恰有一个专业和景观设计学颇为相近，且历史悠久，它叫“园林”，俞老师本人也正是北京林业大学园林专业毕业的。即便如此，这条道路，走得也异常艰难，因为20年前的园林专业，是以传统造园学为核心，一场激战无可避免，争论的焦点是：我们究竟更需要一个以尊重平常、尊重土地为思想意识，来应对“民族身份”和“人地关系”两大危机的土地设计学科？还是更需要以文人士大夫审美趣味为原则，去建造亭台楼阁、奇花异石、诗情画意的园林艺术，并将其在整片国土上推广？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拜了个拜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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